大學與書院自治[1]

全文刊《新亞生活月刊》(2021.05.15):http://publications.na.cuhk.edu.hk/highlights/3345。下文為最新版 書院制大學 書院制大學之始可遠溯十一世紀今巴黎大學。後影響牛津大學,亦在教學活動興起後逾百年逐漸建立修院學堂(monastic hall)、學術學堂(academic hall)及書院(college)。[2]前兩者已消亡,今僅存書院。以年代計,牛津堪稱書院制始祖。[3]香港中文大學亦行書院制,形式上與牛津(及劍橋。本文所說牛津書院制度與劍橋相當接近)頗有相類處。三人行必有我師,或堪參考。[4] 順帶一提,「college」一詞多譯「學院」,筆者不取。「學院」一詞身兼多職,極易混淆。綜觀西方專名中譯,「college」、「faculty」,以及「institute」、「school」,咸譯「學院」。一名而兼四事,可謂千斤擔子兩肩挑。同名兼事未嘗不可,然四事往往同時同地同校互見,混亂何極。參考中大,我新亞書院定名有因,因上溯宋明書院。而中大創校時聯邦友院聯合、此後中大諸院亦咸稱書院,惟崇基學院有別。中大後來創建諸院,定名細節雖難確知,然亦可想見主事諸員亦或慮及「學院」一詞早為「faculty」佔用,再添「college」為「學院」恐徒生事端。無以,亦有取巧之法:或可含混地譯為「院」,稍避爭執。 與中大不一樣的是,牛津書院要獨立得多。書院有一定程度的收生自主權、財政獨立、各設管治委員會,以至因不同歷史背景,不同書院對自身一院之長各有不同稱謂。[5]因此每個書院儼如自治領。單論學生體驗,與中大相類者,影響大部在於宿舍與食堂;而與中大有根本差異的,則屬本科收生面試及導修(tutorial)制度。 本科收生面試 牛津書院制對研究生的影響主要在於生活層面,將另文講述。大學政策是研究生教育由學系全權負責,書院只差派一位研究範疇相近(所謂「相近」定義頗富創意)的教員充任生活諮詢及仲裁調停角色。[6]至於本科方面,相比中大書院,牛津書院對收生的影響力較大。牛津與中大不同的是,牛津書院面試屬收生考核必備一環。在公開試成績完全公佈前,部分考生便會獲邀面試。而為免「一試定生死」,獲邀考生大多會獲最少兩所書院的面試機會,[7]故每次考核由一日至數日不等。 牛津本科收生面試同時滿足兩個目的:一是測試考生的學科能力,二是分配書院。但說到書院分配準則,牛津不似中大大致有跡可尋,背後是無人能說清(一如所有獲稱為「傳統」之事)的理由,但大抵是各書院與考生互相有一定選擇自由,面試獲考官青睞其學術能力而暫不予書院錄取的考生會獲其他書院考慮,最終有機會取得大學錄取資格而分配入從未面試的書院。總之耳聞目見,書院選擇、最終歸屬,以至能否獲取錄,與公開試、面試表現、所謂書院氣性等等關係相當複雜。而研究生亦有所屬書院,分配形式則更是另一複雜且神秘學問。 導修制度 至於本科生導修制度,則屬牛津引以為傲的賣點。與香港不同的是,牛津研究生基本上不用兼課(因為香港研究生行的是政府助學金制度),所有教師都屬於大學正式聘用的員工,因此在教學任務上一視同仁,不按職銜或職系區分,一切按學系及負責教授的編排而定。例如就漢學系而言,筆者及其他研究生就曾兼本由教授任教的大課,在中大則是聞所未聞。 牛津相當倚重小班導修,課上以小組討論為主,師生比例相當低(一般二至三位學生),故此導師對學生可有較密切關注。因學生程度不同、背景各異,又或有特殊需要,筆者亦曾親自及見證其他教師提供一對一教導。 導修大多按所屬書院編配員生組合及時間。如上所言,導修班亦可能由不同職級的教員負責,並無定則。因牛津員生絕大多數都有書院歸屬,導修組合及時間便各按所屬書院編配。筆者也曾聽聞因按書院編配導修,教員間的導修差異亦會對學生考核表現有一定影響。雖然,像漢學系如此之小則不會按書院編排,故筆者任教一班導修,便已兼七院之職。順帶一提,因牛津書院確然自治,筆者便需到不同書院逐間確認所持簽證、教學時數、出糧安排等等——若非疫情故,需親自攜證件正本到逐間書院辦公室面見確認——然後教學過後再逐間書院確認教學時數及人數、收糧單、周旋在書院與政府之間跟進出糧及課稅事宜……有言牛劍乃行政夢魘,恐非大言。 總之,牛津書院相對中大書院而言要獨立得多,幾乎是各自獨立的團體。筆者會另文再述牛津書院自治的不同方面。 二○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於英國牛津介立山房 注釋: 拙文幸得牛津香港學友斧正。謹向嚴嘉民(Ambrose Yim)、徐浩龍(Terence Tsui)、周德煊(Tak Huen Chau)、葉卓林(Martin Yip)、林德峻(Artie Lam)諸先生致謝。諸友於牛津獲學士或正肄業,故對本科書院收生及制度有親身經歷,修正本文不少疏失。筆者自承文責。 除非另注,文章所有外語專名悉為筆者自譯而非官方或坊間慣用譯法。 牛津有三所成員書院在誰是最古老書院上有爭議,分別是佑寧法天書院(University College)、碧落書院(Balliol College),及文庭書院(Merton College)。 2006年,中文大學在研議設立新成員書院時曾遣官方「新書院研究小組」考察英美六所書院制大學,美國以外只有牛津劍橋在列。報告全文見http://www.cuhk.edu.hk/newcolleges/fullreportc.pdf。 至今共計八種之多:Dean、Master、President、Principal、Provost、Rector、Regent、Warden。 部分「幸運」的研究生若生活無風無浪,有時到畢業也沒察覺自己的書院諮詢人是誰。 見https://www.ox.ac.uk/news/2019-12-06-oxford-interviews-explained。

疫鎖英倫.津城小記

全文刊《新亞生活月刊》(2020.12.15):http://publications.na.cuhk.edu.hk/highlights/2396。下文為最新版 二○二○年,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全球。各國政府及民眾反應各異,此中可見文化及歷史差異。筆者正好留學英倫,鎖居牛津小城,小記兩次封城見聞所感。 總覽 按時序敘述,二○二○年三月下旬英國開始首次封城——意即全國除售賣必需品的店舖(如超級市場、藥房)外,一律關閉,餐廳可接外賣生意。首次封城漸次延長至七月上旬。至八月,英國實行「出來幫忙吃」計劃(Eat Out to Help Out Scheme),該計劃資助到餐廳用膳者一半餐膳費,鼓勵民眾外出消費。至九月,英倫北部疫情開始失控,首相莊漢生(Boris Johnson,或譯約翰遜)仍堅持不須全國封城,只封鎖局部地區。至十月杪,首相承認此前判斷失準,宣佈全國於十一月再次封城一個月,以挽疫情並祈能使國民在聖誕安心聚會。 下筆之際,首相正宣佈二次鎖國後重回三階抗疫(three tier system)安排,但限制較嚴格,而聖誕前後五天則容許最多三個家戶(household)互訪。 首次封城,於牛津大學影響不算大,皆因當時學期將結。與香港諸校不同,牛津大學慣例是每學期完結後(每學年共三學期),本科生須退宿離校。是故,封城之初對大學教學和學生生活並無帶來根本衝擊:一來學期已了,教學暫息;二來近半學生離校歸家,學校可集中精力照顧在校人士,尤其國際生。相對社會大眾,大學相當充裕的時間應對疫中鎖城帶來的生活改變,包括將復活節後的學期轉為網上教學。 相對而言,二次封城對生活的影響則更輕微。首先是大家對網上教學已有心理及實質準備,師、生、校均有備而戰。其次則是不守規則、防疫意識鬆懈者漸多。如是則城雖封矣,生活如常。 口罩 疫中英倫,首先值得一談的是口罩。 話說初嘗封城,東亞背景群體因曾經歷沙士,早早儲備口罩。戴口罩而遭指罵者時有所聞,但畢竟未嘗親睹,不好妄論。但以下見聞千真萬確,不得不提,頗見西方人士與東亞人士應對疫情之異。 西方人普遍並無戴口罩防疫之意識。封城初期,牛津市內雖人跡大減,然路上所見,幾無一人佩戴口罩。佩戴者幾近皆是黑髮黃皮膚人士。筆者嘗不解而詢,答案是英國人(或普遍歐洲人)覺得只有病人(或可理解為「有病徵者」)方須戴口罩,「健康」人士不需要。無怪乎當時戴口罩枉駕超級市場購物,所見大英帝國臣民目露慌張,避之唯恐不及,筆者還道莫非是口罩驟眼看似皇冕,讓筆者假了個虎威不成?甚至直到夏中,約七月,曾數次駕車出行,親見英國各地戴口罩者甚至比牛津更要疏落,有大賣場雖採取人流管制及「社交距離」措施,但場內上百市民及職員,無一口罩加身。 若云道上所遇、國中所見者皆白丁黔首,只因不曾遇沙士等級之大疫癘,習慣使然而不戴口罩並側目戴口罩者,則以下經歷頗堪玩味。筆者當時居書院宿舍,有一來英讀博鄰居為奧地利人。其習電腦科學,邏輯能力優秀。且觀其平素傾談,既有留意國際新聞,亦對生活各事頗有見解,顯非井底蛙或象牙塔中人,但當筆者建議外出應戴口罩,其竟斷然拒絕,並說明若非專業口罩,對防止自身染疫並無作用。關於口罩能否有效防止自身染疫,網上專業、非專業解釋汗牛充棟,固毋庸再辯,但就算退一百萬步,姑且假定口罩完全無法防止戴者染疫,其單單防止向外噴出飛沫傳播病毒一事足堪為用。試想若強制全民戴口罩,如此則無症狀染疫者、有症狀而不戴口罩者均無法播毒。在此大疫當前,恐怕單舉此一用途已是強制全民戴口罩的充分理由。(所幸此朋友已於六月左右在老家向筆者表示已購置口罩)。 西方人士拒戴口罩以至與東亞人士爭辯抗疫常識,固堪細思,但另一事同樣值得玩味:他們後來豹變。 七至八月間,英國政府終於聽從科學顧問及參照國際研究,指示國民在人流管制及「社交距離」措施外,亦應在室內佩戴口罩。與之相反,筆者當時倒已向現實屈膝,在室外少戴口罩免遭白眼。然而,倒因此曾在英國數處——包括蘇格蘭——因沒戴口罩而被英國人相當不客氣地溫馨提示。許是英倫三島素有基督新教悔改(repent)傳統,故能一夕改過遷善,誠可喜也。另外,此中或反映與刻板印象不同的現象:英國國民頗遵國家訓誨,與此前起於祖國而風靡香港的「信政府,唔驚」實是互為表裡,中西呼應。也許,人畢竟只能相信自己所願意相信的。科學與政府之間,他們作了最理智的選擇。大英帝國治民有方,深孚人望,堪與東亞友邦抗禮。 幸福 封城為全球各地帶來不可估量的衝擊,對政治、經濟、社會、民生的影響固鉅,但筆者認為同等重要、甚或更不可忽視的,是封城為個人生活帶來的衝擊及改變。 疫中久處宿舍,校園關了,都市關了,世界都關了,連人心也似乎關了起來。唯一沒關,甚至更開放的,是人類本應善待的大自然及其中的小動物。鎖國期間,偶爾出外購物、運動,松鼠固然常見,連平素羞於示人的狐狸也出來跟人打招呼,而較大膽的鹿甚至在書院內行走。猶幸房間正對大草坪,每天得見日照、風鳴、葉舞、草繁、花綻、鳥語、鵝鬧、巷靜,盡是怡人景致。 這種生活,沒有交際應酬壓力,生活作息一切自主安排,自是最閒適自在。幸得現代科技幫助,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清理一些積壓已久的工作,看看電影,想想人生,寫寫文章,練練書法,炮製美食。筆者覺得,這種生活乃是至今經歷過最接近幸福的日子。若這種生活狀態不是最美好的,筆者已想不到還欠缺甚麼。其實,這種生活已達至《老子》所說的狀態,因為能做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而國與國現在正是「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張愛玲〈自己的文章〉亦言:「我發現弄文學的人向來是注重人生飛揚的一面,而忽視人生安穩的一面。其實,後者正是前者的底子。」確是至理。平淡、安穩、重複不變,才是生命常態。這種每天幾乎是全然重複的安穩生活,只要調適心理,便能達至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言:「幸福就是渴望重複」(štěstí je touha po opakování)。若我們已到達幸福之極,那我們唯一希冀的應該是這極致幸福不斷重演,不會增加,無法減少,永遠在極致狀態遊移。如此,則不會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盛極必衰,剝極必復。永恆不一定是永遠不變,永恆也可以是不斷重複。 總之,疫鎖全球,就社會言,負面影響較大,然就個體言,何等影響,仍待心態調適,一如人生挫折,是福是禍,端賴於人。 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於英國牛津介立山房

漫山盡落花,何覓並蒂蓮——《蓮花》小析

全文刊《蜩螗錄》(2020.05.26): 下文為最新版 清輝渺,長望樹梢頭。漠漠小樓輕燕鎖,心如平鏡照孤秋。風雨尚來否。 ——《憶江南.蓮花小記》 鎮日離城比賽,僥倖得晉氣手槍甲隊。黃昏趕回牛津小城赴友人飯聚,再偕友步至文君女主學堂(Lady Margaret Hall)欣賞香港學士朋友精心製作音樂劇《蓮花》(牛津大學香港同學會才藝表演二零二零)。原以為全劇臺前幕後全由學士學生(亦有幾位年輕研究生涉足其中)製作,不應有待,豈料充滿驚喜。小弟不諳戲劇,實無法想像如何從無到有創作一齣音樂劇,且從製作到營銷一手包辦,不假外求。此劇洵可代表年來牛津種種際遇:在此幸福美地,所遇者皆優秀人才。富學識、才華、想法、冀盼,皆是優秀學人必備特質。全劇由臺前到幕後盡見這些討人喜愛的小朋友幼嫩而不幼稚。 故事背景設1931,老香港。劇情是典型相愛不能相守愛情故事,有情人不一定終成神仙佳侶。故事圍繞三人而成:花蓮乃一青樓女子,廣受恩客青睞。佐滕武彥乃日本來華者,似是軍人,初段竭力追求花蓮,中段以後消失人前,聲息俱滅。葉振國對花蓮一見鍾情,力抗嚴父並時代所限,傾家相逐。故事可見花蓮本傾心佐滕,後佐滕匿跡,聲息無覓。花蓮與葉氏亦似互生情愫。終歸不知何故,花蓮未予葉氏親芳澤之機,避而不見。 星夜歸家,睡前暇中翻閱場刊。頁上墨光燦然乃兩岸三地學生會標誌,示意支持。驀然,頓悟全劇意義(分析全無諮詢製作者,純屬個人意見): 1931並不重要,醉人詞、優美曲、曼妙舞,以至兩線故事愛情元素,也許都非重點。女主角花蓮確然是香港;而海外勢力佐滕武彥並非日本,而是英國;情深意重葉振國則是中國。與誰相愛、誰取誰予,也許都不必掛懷,因為日落西山、年逢歲晚,相守方為要點。人生苦短,匆匆數十,白駒過隙,荏苒不留,與誰相守才決定餘生幸福——就算我們選擇相守之唯一對象就是自己、只有自己,如此也就只有自己可以真正賦予自己幸福,所選擇者,乃不落人手、孤身上路。 青樓女子贖身乃明代短篇小說慣見橋段。〈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賣油郎獨佔花魁〉兩篇名滿天下作品便屬佳例。一般而言,贖身乃解救之機。青樓女子既得脫風塵,又與如意郎君廝守餘生,共跨秦樓之鳳,應屬皆大歡喜。難以理解者,花蓮竟甘與風塵共處,堅拒葉振國傾家以求,但又非有更佳出路。事雖不確,但花蓮之個人選擇實是明晰不過,不容斟酌。試想花蓮久處青樓,人盡可夫,就連誰賜花箋,亦即傳十傳百,街知巷聞。人言可畏。區區巾幗,所受指點實已超乎想像,其渴於自主、擺脫牽絆,不甘受人巷議之志,應已無可置疑。就此而言,葉氏一見鍾情,復堅執到底、多克艱難,劇情所示亦似與花蓮兩情相悅,花蓮之舉實費人參。反觀葉振國,其情深義重、堅執以求、敢抗嚴父、不顧巷議,亦難能可貴,然事實具在:若真情勢所困,又或非兩情相悅,花蓮既已堅拒,葉氏苦苦相逼,又何苦來哉?又觀佐滕武彥,其初悉力求歡,與花蓮過從甚密,復中段消失,不復再見,其實與香港情勢遙相呼應。 守與離、聚與分,都只能由花蓮自己決定、獨自承受。佐滕武彥(英國)雖已消失人前,然花蓮或深信其仍存於世。心中所念,即眼前景。至於葉振國(中國),雖具情深之實、傾家之志、匹夫之勇,卻無免一廂情願,純從個人出發,未思女子之個人選擇。古來多少戲劇藝術,三角戀往往下場淒酸,此劇稍事轉換,以女主之選擇為唯一決定,亦屬突破。 小弟冒昧。種種情節固與現實不相密接,編劇諸賢許亦不盡同意。然愚者千慮,劇情恰好對應香港這幅歷史草圖。翻著場刊,反思年來經歷,小弟深知自己有多幸運才能在這地以學生身份起居。一如花蓮,生命實不由自擇,進退出處,一任天意。天運循環,人力微薄,前路亦或不由自擇。旁人置喙,於事何補?而兩男主一念勇往,恰恰相反,不顧天意。樓頂霖鈴雨聲本來煩人,此刻卻與心頭思緒唱和呼應,點點滴滴。近來香港幾許風波,早教人身心俱疲。但最教人痛苦莫名者並非那數不盡之傷天害理,而是種種事件對人情交往之壓迫與扭曲。人類喜愛分類、鍾情標籤,而現實又往往催迫人分敵我、辨親疏,但其實人際交往本該直白簡單。對於攝乎大國之間者而言,選擇不過是種奢望。佐滕武彥與葉振國都有足夠天福,二君不需掙扎,只有如果,沒有後果,一往無前。花蓮卻非。不論她如何天人交戰、旁人如何評議,到最後都只能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文首以詞起頭,今以詩終篇,同用平水韻「十一尤」韻。誌花蓮以境界起始,而以詩和遠方為終。 何期相愛終相守,未及相思已白頭; 几上清蘭對鏡開,嶺邊烏雁逐河遊。 斷情逐客終難捨,情斷名花永莫愁; 女俠介然卓立意,志決身從心未休。 ——《詠花蓮》 2020.03.09觀演並星夜草成 04.11疫中改訂 於牛津介立山房

誰主Chinese——中文/國(華)語/中國語文/中國(華)文化/中國人/其他

全文刊《蜩螗錄》(2020.05.26): 下文為最新版 「中文」 香港某大學中文課首堂。 講師:「(普通話)同學早安。」 學生:「吓,乜要用普通話架?」 講師:「唔緊要,慢慢習慣就得。」 學生:「哦,原來識講中文。」 講師:「lol」 近年,部分香港人覺得粵語才是「中文」,普通話不屬中文範疇。其實,香港素有「兩文三語」傳統,就「中文」——即「中國語文」——此概念而言,「語」分兩種,「文」則為一。根據習慣,中「文」實際所指即現代白話文,而粵語即其在香港的口「語」形式。[1] 一直以來,筆者所理解,中文就包括中國各地方言,甚至和製漢字也能看作是中文的延伸,同歸漢字樹範疇。在我們不承認普通話是中文、在香港教育局認為「粵語不能視為母語」[2] 之時,大家所指謂何? 說白了,這若非思想混亂就是背後別有所指。粵、北、閩、吳等等中國方言,理應都在中文這大旗幟之下。將某種方言(或語言)割裂出去,背後反映者乃近年日熾的中港區隔思潮;而粵語究竟能否作為母語,一如其為語言抑或方言,端頼從甚麼視角去看,[3] 恐非主事當局可草率一錘定音。近年,基於種種或顯或隱政策,香港文化及粵語似有被蠶食鯨吞之虞,因此才生出上述把普通話排離於「中文」之外的有趣反應。這現象指向的本質並非「中文謂何」這嚴謹學術問題,而是我們(為勢所迫)去為粵語爭取地位的希冀,以至是撇清自己跟中國關係的行動。換言之,也就是中港區隔。 中港區隔 談中港區隔,一個繞不開的課題是,「中」是甚麼?顯然,若是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新中國」,恐怕相當數目的香港人也覺得需要區隔——但也一如世上所有地方,香港有無數自毀長城的賣港賊——值得討論的是,這群人當中的有識之士(如有)所擁抱的融合、和諧,應亦對香港定位有某種看法,恐怕不至於希望香港淪落成新中國一個普通城市;但若這「中國」指向的是具數千年(部分人在此習慣加上「優秀」二字)文化的民族與國家,則問題便相當複雜。而更麻煩的是,「中國」與「新中國」,兩個概念本來就一體相關,一如這刻說「中文」、「中國文化」、「中國人」,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可能躲開「新中國」。或許在這之上要再麻煩一點的事實是,我們所說的粵語、香港文化、嶺南文化,恐怕亦無法與這個廣義的中國切割。既難切割,又何談區隔? 早年曾與臺灣朋友討論類似情況。臺灣早有區隔之思,「中國」一詞的民間用法相對清晰,就是將「中國」一詞拱手相讓。香港年輕人將粵語獨稱中文則反映了一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既難區隔,那麼便確立自己承襲王道正統,推而廣之,反過來推廣粵語,確立香港文化地位。就此,本文有如下看法: 1)不需妄自菲薄。百載英國殖民歷史,沒有使英語消滅香港粵語。將來就算「官方語」變成普通話(且暫未見此可能),也不見得可以壓制粵語地位。香港不曾區隔英語入侵、(以前)不會拒絕大陸人,而粵語地位一直以來都如此堅實——或其實正好相反,從來都處核心外圍。明確點說,粵語從來就不是官方白紙黑字的指定語言,昔日既沒有取得官方地位,今天又何來地位不保?回看歷史,1974年前,中文在香港並無法定地位,一切官文都在習慣上及實際上以英文為宗。至1974年訂立《法定語文條例》(Official Languages Ordinance),[4] 將中文(Chinese language)及英文(English language)並置,中文的法定地位才由此確立及保護。但有趣(或麻煩)之處在於,條例並無嚴格界定所保護的「中文」(Chinese language)所指者何。[5] 值得一提者,不在方言(或語言)之間取捨恰正是立法原意。[6] 就書面語而言,香港習慣上使用現代白話文;但與此同時,就口頭語來說,粵語在香港日常生活素來佔壟斷地位,不可置疑。按理,粵語在條例的默認保護下應可繼續安全流傳及發展。回歸後,普通話固然日益重要,這也屬歷史必然。但「中文」總體地位上升,各界更重視及注意「中文」,對粵語長遠發展應屬利大於弊。粵語作為口頭溝通語,雖與書面語有隔,但粵語在香港數百年來的流傳方式都是如此。今天中文地位上升,連帶增加中文文件在香港的流通程度,或可與粵語發展相得益彰。 2)若打算推廣粵語書寫以抗衡現代白話文,要注意粵語從來都非書寫語文。很多粵語常用字是大家周知其發音而無統一標準字或通用字。近年大興粵字尋根,正是回應此現象。與此相關者,至今校園及職場訓練多是書寫則現代白話文、誦讀則粵語,基本上已成習慣。一個有趣例子是電影、劇集等等的字幕,幾乎所有其他語言的字幕都與演員所說配合,言文一致,惟有中國方言是言、文兩套截然不同的系統並行。就香港而言,此事在回歸前後並無二致。弔詭的是,雖云「我手寫我口」,推廣粵文的代價是書者、讀者均需額外時間閱讀及習慣。筆者曾在約十年前以粵文撰寫散文並印刷發佈,結果讀者反應竟是「不習慣」、「太真實,如聽演講,沒有閱讀感覺」、「要花時間重讀及細看」。當然,因各種政治原因及文化轉向之故,時下以粵語為文已不屬新鮮之舉。另外,現代白話文屬全球華語學習者(包括外籍人士)的基本訓練,粵文就是使作為口頭溝通語的粵語坐落成書面語(正確點說,是把口頭溝通語用文字形式記載下來),亦即與現代白話文脫鈎,將粵語與其他華語使用者區分開來。如此,不諳中文字或不諳粵語者便無法進入粵文世界(當然這也許正合倡議者之意)。 3)若無法(或不敢)全用粵語為文、全棄現代白話文,折衷做法是將粵語詞彙及語法融入文章,並積極學習優秀中文,即文言及古白話(為便行文,下文以文言兼包此兩義項)。[7] 例如《蜩螗錄》中〈得名緣起〉引《論語》「攝乎大國之間」一句,「攝」字意義及用法與今日粵語一致,同解「夾處其間」。「攝」字入文,傳神且雅致。又如粵語語法「形容詞+過」,亦與文言「形容詞+於」(《論語》句「季氏富於周公」)相同。如「高過」此用法,為現代白話文所不取,[8] 卻屢見於現今華人教會內最通行的《聖經》和合譯本(如〈舊約.詩篇〉113:4:「耶和華超乎萬民之上;他的榮耀高過諸天。」)。[9] 值得注意的是,此譯本全稱為「官話和合譯本」或「國語和合譯本」,可見當時理解或通用之國語與現代白話實有差別。 「我手寫我口」 現代白話文的誕生基礎是「我手寫我口」,[10] 追求言文一致。推廣粵文其實亦是在體現此思想,但此想法仍有商榷餘地。 中國語文與拉丁語文的最大差別在於,中文是形(字形)與音(發音)分屬兩個系統,拉丁語文則是兩者緊密結合。綜觀中文學習者,相對較容易出現文盲(能用口語溝通而無法閱讀者,如未受正規中文教育者、海外華人後代)或語盲(能閱讀而無法用口語溝通者,如早期漢學家),正是導源於形音二分。而此特質卻使漢字的語音包容力極強。理論上,同一字形可容納數之不盡的發音變體,換言之,漢字本身既能在面對不同語音傳統時保持自身字形穩定,又對語音變化有相當鉅大的「容錯度」(留意語音變化不是指口音(accent))。試想今日受過基本漢字教育者,可直接手執二千年前以漢隸書寫的文獻閱讀而幾無扞格,這為世界文明所僅見;而漢字又能毫無阻礙地在東亞諸語內各自流傳千年不衰。至於拼音文字,則先天因素決定一旦語音改變,拼寫形式便很難不受影響。 這種形音分家、言文不一的傳統其實亦形成香港中文環境:一文而兼(最少)兩語,因而是「兩文三語」。主張使用粵文,實際上不止將「語」中的普通話排離,亦改換了香港語境「文」的慣常用法,將之由現代白話文轉換為粵文。說來有趣,部分支持推廣粵語的人都會強調以粵音唸誦文言作品的優點,以至認為粵語保留漢唐正音,[11] 推而廣之,又論香港保留使用繁體字,上接古籍傳統、書法藝術等等,卻並不主張多讀文言。這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論調。若主張粵語乃中原正統,則應該重視粵語與文言接續相承傳統,[12] 兩者互補增輝;若非,則應強調粵文的自足地位,努力建立與文言及現代白話文相異的書寫系統。[13] 中國幅員廣大,古來便有不同方言區的人往還相通,通行於讀書人之間的文言便成了溝通的最佳方法——不止與同代人溝通,且上接古人、下開後代。[14] 一日文言傳統未斷,一日知識便得以接續,文明便得以流傳。漢字的特殊性質使之在發音上具有極其寬廣的包容力,不同方言區的人都可用自己母語唸誦以漢字書就的文言作品,可以理解、可以創作。由是,文言上通孔子,旁及東亞諸國。中國方言固可以讀出文言,日語、韓語,以至越南語亦可讀文言。 粵文、文言、中國文化 本文雖主文言於粵文有大益,但並不主張復辟文言,而事實上也不可能做到。文言與粵文實際上可互補共濟,相得益彰。主張文言只代表新中國(或新中國才代表文言)或帝制中國,與粵文不相干涉,無疑與否定粵語作為香港絕大多數人的母語一樣,同是刻意無視房裡的大象。套一句流行語,文言自古以來是香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就香港歷史而言,從前沒有抗拒英語,今天也毫無必要拒絕普通話。它是一種有用的語言——一如英語。學習英語不在於我們愛它、或它可愛,而是它有用。香港人從來都精明聰慧又賢能醒目,何者有用,我們一清二楚。回歸前大家努力學習英語,今天也無妨學學普通話。名聞海內外的香港導演王家衛,其電影就在多語間自然流轉(包括普通話),不獨舉粵語,而那年代的香港觀眾也不曾因此批評他。至於現代白話文,它也有用,沒有必要自外其間,它也不見得可以在學理及文化上威脅粵語(但政治上可以)。千年來的遷徙、戰亂、語音改變、言文不一,都沒有消滅粵語,今天也不見得可以。 政黨不能壟斷中國文化,甚至「中國」也不能。它屬於任何一個受它影響的人——包括那些不能以「中原正音」讀出漢字的人。[15] 語言與文字並無國籍,它們超越空間、高過時間,如同太陽、月亮、清風、甘霖,潤澤每一個敞開心靈接受它們的人。而且,對歷史稍有認知者,都不能迴避一個事實:千年來人類歷史說明,君主專制政體不論如何強盛、如日中天,都有結束皇朝的一日,又或無法永保其權,不得不下放平民,天下共治。因為人可以愚弄所有人於一時,也可以永久愚弄一小撮人,卻無法永遠將所有人操弄在股掌之間。翻開史書,炎漢、盛唐、大宋、蒙元,無不威震天下,現在都不過一抔黃土,「打入漁樵話裡聽」。既是如此,小城香港也毋需懼怕,只管發揮自己最優秀最美好的長處,而與中國文化接軌是先天優勢而非缺點。百年來,我們對所有外來文化都不斷觀摩學習,方成就今日特立卓異的香港。我們不一定需要確立自己承襲中國文化正統,但不妨從它汲取養分。而且,以文言作靠山,正正是突破政權及國族藩籬的最佳利器。皆因天憫文言,文言為現代諸國所棄,成為半個棄兒,而棄兒乃是最中立最無法偏私,他無法為任何一個政權服務。再者,亦正因其為棄兒,才永久封存舊中國正統文言特色,不為今人所輕易污染扭曲。 這刻,桌上放著流傳數千年的《詩經》、書架上赫然生光的是相信是載錄孔子之言的《論語》(雖是英譯)。讀中國古籍,每次都給予我無比的信心與希望:經典屬於全人類,它不為某一種文化所壟斷,經典是全世界古往今來人類的共有資產,而且他只會褪色,不會死亡。而中國經典與口講粵語、手書繁體的香港又是如此近在咫尺。回看千年歷史,「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幾多帝皇、將相、王侯、貴冑、巨賈,都煙沒在滾滾時間長河之中,就連在東亞大地綿延二千年之久的帝制,也無免分崩離析、幾近無存;但一篇又一篇古人智慧結晶,卻仍然活著,在人世間誦讀流傳。其實經典才代表永恆。一代代人殁去,一個個皇朝覆滅,只有經典恆久常新。牛津人應當最明白這個道理,因為這所具九百年歷史的大學幾乎比世上任何一所大學都更接近永恆。不管政權、治體、國策,以至是語言、文字如何遷移流轉,優秀文化結晶總會在人世間找到自己一席位。這席位或會隨時間而變質,也許增長、也許減損、也許換了坐墊,但這些結晶總會冥頑牢固地生生不息、自我轉生,化成在世界大房間裡或顯或隱地佇立的大象。 延伸閱讀: 1)網上論辨粵普優劣、存古、哪個更有利於「學中文」的辯論,多如牛毛,讀者可輕易搜得。關於香港教育局曾積極推行普教中一事,此網頁為一討論匯總。 2)粵文亦有「經典」。歷史因素,傳教士多從粵地開展遠東傳教生活。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an Archives)網頁古籍掃瞄本有《俗言問答》(Vernacular Catechism。香港:聖類斯務業學堂,1912年)一書,以當時通行之粵語寫成。今天看來,相當有趣。例如書本可證當時已有「乜誰」用法,且可用在天主身上。見「天主係乜誰」、「耶穌聖母係乜誰」。張洪年指出,研究早期粵語在語音、語法、詞彙等各方面的演變軌跡,最早能上推到1828 年傳教士馬禮遜的《土話字彙》(但當然這並非指粵語只有二百年歷史)。參張洪年:〈粵語上溯二百年:馬禮遜1815年的語音記錄〉,載丁邦新、張洪年、鄧思穎、錢志安(主編):《漢語研究的新貌:方言、語法與文獻》(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319-348。另可參姚達兌:〈《聖經》的粵語翻譯與粵語文學〉,《中國社會科學網》(2018年8月14日)。Continue reading “誰主Chinese——中文/國(華)語/中國語文/中國(華)文化/中國人/其他”

《蜩螗錄》得名緣起

全文刊《蜩螗錄》(2020.05.26): 下文為最新版 《蜩螗錄》(初集) 讀音: 粵:tiu4 tong4 luk6 普:tiáo táng lù 得名緣起: 《詩.大雅.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蜩、螗本義指蟬及類近之蟲,《詩》借此以言喧囂紛擾,或謂國事維艱、喧鬧無已,或謂議論熾熱、百家爭鳴。如蟬噪不已,無靜默之時;如湯沸羹騰,無清淨之處。方玉潤《詩經原始》謂:「如蟬之鳴,如羹之沸,無時能靜,無地能清也」。 香港彈丸之地,無免寄人籬下,難以獨善,素為大國角力場。出土文物可徵,自古爾來,小地位處邊陲,大抵承平無事,人事、百業,日漸勃興。明代以還,裔夷亂港,寇盜相侵。清帝則至無力衛港,拱手相讓予極西大英帝國。割讓爾後,世界大戰爆發。東亞戰區日軍勢如破竹,英人自顧不暇,鞭長莫及,香港陷日人之手三歲又半。《論語》載子路言:「攝乎大國之間」,在在切中香港歷史。東方寶地,雖自開埠爾來偶有動亂,然究竟上下同心,一日千里,終次世界名城之流。嗣後中英共議香港前途,幾無港人參與,暗埋亂機。至新中國接續英帝管治,初似賡續前朝,以放任為標的,奈何天威莫測、上意難料,張弛之間吹皺幾許春水,尤以政治制度改革為爭執之機、參商之源。中港嫌隙日深、矛盾日熾,終至不可收拾。 牛津大學香港公共事務及社會服務學會(Oxford University Hong Kong Public Affairs and Social Services Society)自公元2010奠基以還,親證寶地多事,紛擾難安,社會不靖,上下莫寧。何止蜩鳴螗噪,猶過湯鬧羹喧。風雨如晦,牛津香港學子雖似羈客逐臣、客旅他方,然樹高萬丈、落葉歸根,終究心念家國,無免感而為文、蜩螗咶噪。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曰:「詩意蓋謂時人悲歎之聲如蜩螗之鳴,憂亂之心如沸羮之熟」。今謹錄學子心懷,眾蟬齊鳴,結成書冊,以留心畫心聲。冒昧翦陋,野人獻曝,大雅君子有以教焉。 2020.03.12草成 03.30補正 於牛津介立山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