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Cantonese

全文刊《蜩螗錄》（2020.05.26）： 下文為最新版 「中文」 香港某大學中文課首堂。 講師：「（普通話）同學早安。」 學生：「吓，乜要用普通話架？」 講師：「唔緊要，慢慢習慣就得。」 學生：「哦，原來識講中文。」 講師：「lol」 近年，部分香港人覺得粵語才是「中文」，普通話不屬中文範疇。其實，香港素有「兩文三語」傳統，就「中文」——即「中國語文」——此概念而言，「語」分兩種，「文」則為一。根據習慣，中「文」實際所指即現代白話文，而粵語即其在香港的口「語」形式。[1] 一直以來，筆者所理解，中文就包括中國各地方言，甚至和製漢字也能看作是中文的延伸，同歸漢字樹範疇。在我們不承認普通話是中文、在香港教育局認為「粵語不能視為母語」[2] 之時，大家所指謂何？ 說白了，這若非思想混亂就是背後別有所指。粵、北、閩、吳等等中國方言，理應都在中文這大旗幟之下。將某種方言（或語言）割裂出去，背後反映者乃近年日熾的中港區隔思潮；而粵語究竟能否作為母語，一如其為語言抑或方言，端頼從甚麼視角去看，[3] 恐非主事當局可草率一錘定音。近年，基於種種或顯或隱政策，香港文化及粵語似有被蠶食鯨吞之虞，因此才生出上述把普通話排離於「中文」之外的有趣反應。這現象指向的本質並非「中文謂何」這嚴謹學術問題，而是我們（為勢所迫）去為粵語爭取地位的希冀，以至是撇清自己跟中國關係的行動。換言之，也就是中港區隔。 中港區隔 談中港區隔，一個繞不開的課題是，「中」是甚麼？顯然，若是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新中國」，恐怕相當數目的香港人也覺得需要區隔——但也一如世上所有地方，香港有無數自毀長城的賣港賊——值得討論的是，這群人當中的有識之士（如有）所擁抱的融合、和諧，應亦對香港定位有某種看法，恐怕不至於希望香港淪落成新中國一個普通城市；但若這「中國」指向的是具數千年（部分人在此習慣加上「優秀」二字）文化的民族與國家，則問題便相當複雜。而更麻煩的是，「中國」與「新中國」，兩個概念本來就一體相關，一如這刻說「中文」、「中國文化」、「中國人」，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可能躲開「新中國」。或許在這之上要再麻煩一點的事實是，我們所說的粵語、香港文化、嶺南文化，恐怕亦無法與這個廣義的中國切割。既難切割，又何談區隔？ 早年曾與臺灣朋友討論類似情況。臺灣早有區隔之思，「中國」一詞的民間用法相對清晰，就是將「中國」一詞拱手相讓。香港年輕人將粵語獨稱中文則反映了一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既難區隔，那麼便確立自己承襲王道正統，推而廣之，反過來推廣粵語，確立香港文化地位。就此，本文有如下看法： １）不需妄自菲薄。百載英國殖民歷史，沒有使英語消滅香港粵語。將來就算「官方語」變成普通話（且暫未見此可能），也不見得可以壓制粵語地位。香港不曾區隔英語入侵、（以前）不會拒絕大陸人，而粵語地位一直以來都如此堅實——或其實正好相反，從來都處核心外圍。明確點說，粵語從來就不是官方白紙黑字的指定語言，昔日既沒有取得官方地位，今天又何來地位不保？回看歷史，1974年前，中文在香港並無法定地位，一切官文都在習慣上及實際上以英文為宗。至1974年訂立《法定語文條例》（Official Languages Ordinance），[4] 將中文（Chinese language）及英文（English language）並置，中文的法定地位才由此確立及保護。但有趣（或麻煩）之處在於，條例並無嚴格界定所保護的「中文」（Chinese language）所指者何。[5] 值得一提者，不在方言（或語言）之間取捨恰正是立法原意。[6] 就書面語而言，香港習慣上使用現代白話文；但與此同時，就口頭語來說，粵語在香港日常生活素來佔壟斷地位，不可置疑。按理，粵語在條例的默認保護下應可繼續安全流傳及發展。回歸後，普通話固然日益重要，這也屬歷史必然。但「中文」總體地位上升，各界更重視及注意「中文」，對粵語長遠發展應屬利大於弊。粵語作為口頭溝通語，雖與書面語有隔，但粵語在香港數百年來的流傳方式都是如此。今天中文地位上升，連帶增加中文文件在香港的流通程度，或可與粵語發展相得益彰。 ２）若打算推廣粵語書寫以抗衡現代白話文，要注意粵語從來都非書寫語文。很多粵語常用字是大家周知其發音而無統一標準字或通用字。近年大興粵字尋根，正是回應此現象。與此相關者，至今校園及職場訓練多是書寫則現代白話文、誦讀則粵語，基本上已成習慣。一個有趣例子是電影、劇集等等的字幕，幾乎所有其他語言的字幕都與演員所說配合，言文一致，惟有中國方言是言、文兩套截然不同的系統並行。就香港而言，此事在回歸前後並無二致。弔詭的是，雖云「我手寫我口」，推廣粵文的代價是書者、讀者均需額外時間閱讀及習慣。筆者曾在約十年前以粵文撰寫散文並印刷發佈，結果讀者反應竟是「不習慣」、「太真實，如聽演講，沒有閱讀感覺」、「要花時間重讀及細看」。當然，因各種政治原因及文化轉向之故，時下以粵語為文已不屬新鮮之舉。另外，現代白話文屬全球華語學習者（包括外籍人士）的基本訓練，粵文就是使作為口頭溝通語的粵語坐落成書面語（正確點說，是把口頭溝通語用文字形式記載下來），亦即與現代白話文脫鈎，將粵語與其他華語使用者區分開來。如此，不諳中文字或不諳粵語者便無法進入粵文世界（當然這也許正合倡議者之意）。 ３）若無法（或不敢）全用粵語為文、全棄現代白話文，折衷做法是將粵語詞彙及語法融入文章，並積極學習優秀中文，即文言及古白話（為便行文，下文以文言兼包此兩義項）。[7] 例如《蜩螗錄》中〈得名緣起〉引《論語》「攝乎大國之間」一句，「攝」字意義及用法與今日粵語一致，同解「夾處其間」。「攝」字入文，傳神且雅致。又如粵語語法「形容詞＋過」，亦與文言「形容詞＋於」（《論語》句「季氏富於周公」）相同。如「高過」此用法，為現代白話文所不取，[8] 卻屢見於現今華人教會內最通行的《聖經》和合譯本（如〈舊約．詩篇〉113:4：「耶和華超乎萬民之上；他的榮耀高過諸天。」）。[9] 值得注意的是，此譯本全稱為「官話和合譯本」或「國語和合譯本」，可見當時理解或通用之國語與現代白話實有差別。 「我手寫我口」 現代白話文的誕生基礎是「我手寫我口」，[10] 追求言文一致。推廣粵文其實亦是在體現此思想，但此想法仍有商榷餘地。 中國語文與拉丁語文的最大差別在於，中文是形（字形）與音（發音）分屬兩個系統，拉丁語文則是兩者緊密結合。綜觀中文學習者，相對較容易出現文盲（能用口語溝通而無法閱讀者，如未受正規中文教育者、海外華人後代）或語盲（能閱讀而無法用口語溝通者，如早期漢學家），正是導源於形音二分。而此特質卻使漢字的語音包容力極強。理論上，同一字形可容納數之不盡的發音變體，換言之，漢字本身既能在面對不同語音傳統時保持自身字形穩定，又對語音變化有相當鉅大的「容錯度」（留意語音變化不是指口音（accent））。試想今日受過基本漢字教育者，可直接手執二千年前以漢隸書寫的文獻閱讀而幾無扞格，這為世界文明所僅見；而漢字又能毫無阻礙地在東亞諸語內各自流傳千年不衰。至於拼音文字，則先天因素決定一旦語音改變，拼寫形式便很難不受影響。 這種形音分家、言文不一的傳統其實亦形成香港中文環境：一文而兼（最少）兩語，因而是「兩文三語」。主張使用粵文，實際上不止將「語」中的普通話排離，亦改換了香港語境「文」的慣常用法，將之由現代白話文轉換為粵文。說來有趣，部分支持推廣粵語的人都會強調以粵音唸誦文言作品的優點，以至認為粵語保留漢唐正音，[11] 推而廣之，又論香港保留使用繁體字，上接古籍傳統、書法藝術等等，卻並不主張多讀文言。這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論調。若主張粵語乃中原正統，則應該重視粵語與文言接續相承傳統，[12] 兩者互補增輝；若非，則應強調粵文的自足地位，努力建立與文言及現代白話文相異的書寫系統。[13] 中國幅員廣大，古來便有不同方言區的人往還相通，通行於讀書人之間的文言便成了溝通的最佳方法——不止與同代人溝通，且上接古人、下開後代。[14] 一日文言傳統未斷，一日知識便得以接續，文明便得以流傳。漢字的特殊性質使之在發音上具有極其寬廣的包容力，不同方言區的人都可用自己母語唸誦以漢字書就的文言作品，可以理解、可以創作。由是，文言上通孔子，旁及東亞諸國。中國方言固可以讀出文言，日語、韓語，以至越南語亦可讀文言。 粵文、文言、中國文化 本文雖主文言於粵文有大益，但並不主張復辟文言，而事實上也不可能做到。文言與粵文實際上可互補共濟，相得益彰。主張文言只代表新中國（或新中國才代表文言）或帝制中國，與粵文不相干涉，無疑與否定粵語作為香港絕大多數人的母語一樣，同是刻意無視房裡的大象。套一句流行語，文言自古以來是香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就香港歷史而言，從前沒有抗拒英語，今天也毫無必要拒絕普通話。它是一種有用的語言——一如英語。學習英語不在於我們愛它、或它可愛，而是它有用。香港人從來都精明聰慧又賢能醒目，何者有用，我們一清二楚。回歸前大家努力學習英語，今天也無妨學學普通話。名聞海內外的香港導演王家衛，其電影就在多語間自然流轉（包括普通話），不獨舉粵語，而那年代的香港觀眾也不曾因此批評他。至於現代白話文，它也有用，沒有必要自外其間，它也不見得可以在學理及文化上威脅粵語（但政治上可以）。千年來的遷徙、戰亂、語音改變、言文不一，都沒有消滅粵語，今天也不見得可以。 政黨不能壟斷中國文化，甚至「中國」也不能。它屬於任何一個受它影響的人——包括那些不能以「中原正音」讀出漢字的人。[15] 語言與文字並無國籍，它們超越空間、高過時間，如同太陽、月亮、清風、甘霖，潤澤每一個敞開心靈接受它們的人。而且，對歷史稍有認知者，都不能迴避一個事實：千年來人類歷史說明，君主專制政體不論如何強盛、如日中天，都有結束皇朝的一日，又或無法永保其權，不得不下放平民，天下共治。因為人可以愚弄所有人於一時，也可以永久愚弄一小撮人，卻無法永遠將所有人操弄在股掌之間。翻開史書，炎漢、盛唐、大宋、蒙元，無不威震天下，現在都不過一抔黃土，「打入漁樵話裡聽」。既是如此，小城香港也毋需懼怕，只管發揮自己最優秀最美好的長處，而與中國文化接軌是先天優勢而非缺點。百年來，我們對所有外來文化都不斷觀摩學習，方成就今日特立卓異的香港。我們不一定需要確立自己承襲中國文化正統，但不妨從它汲取養分。而且，以文言作靠山，正正是突破政權及國族藩籬的最佳利器。皆因天憫文言，文言為現代諸國所棄，成為半個棄兒，而棄兒乃是最中立最無法偏私，他無法為任何一個政權服務。再者，亦正因其為棄兒，才永久封存舊中國正統文言特色，不為今人所輕易污染扭曲。 這刻，桌上放著流傳數千年的《詩經》、書架上赫然生光的是相信是載錄孔子之言的《論語》（雖是英譯）。讀中國古籍，每次都給予我無比的信心與希望：經典屬於全人類，它不為某一種文化所壟斷，經典是全世界古往今來人類的共有資產，而且他只會褪色，不會死亡。而中國經典與口講粵語、手書繁體的香港又是如此近在咫尺。回看千年歷史，「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幾多帝皇、將相、王侯、貴冑、巨賈，都煙沒在滾滾時間長河之中，就連在東亞大地綿延二千年之久的帝制，也無免分崩離析、幾近無存；但一篇又一篇古人智慧結晶，卻仍然活著，在人世間誦讀流傳。其實經典才代表永恆。一代代人殁去，一個個皇朝覆滅，只有經典恆久常新。牛津人應當最明白這個道理，因為這所具九百年歷史的大學幾乎比世上任何一所大學都更接近永恆。不管政權、治體、國策，以至是語言、文字如何遷移流轉，優秀文化結晶總會在人世間找到自己一席位。這席位或會隨時間而變質，也許增長、也許減損、也許換了坐墊，但這些結晶總會冥頑牢固地生生不息、自我轉生，化成在世界大房間裡或顯或隱地佇立的大象。 延伸閱讀： １）網上論辨粵普優劣、存古、哪個更有利於「學中文」的辯論，多如牛毛，讀者可輕易搜得。關於香港教育局曾積極推行普教中一事，此網頁為一討論匯總。 ２）粵文亦有「經典」。歷史因素，傳教士多從粵地開展遠東傳教生活。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an Archives）網頁古籍掃瞄本有《俗言問答》（Vernacular Catechism。香港：聖類斯務業學堂，1912年）一書，以當時通行之粵語寫成。今天看來，相當有趣。例如書本可證當時已有「乜誰」用法，且可用在天主身上。見「天主係乜誰」、「耶穌聖母係乜誰」。張洪年指出，研究早期粵語在語音、語法、詞彙等各方面的演變軌跡，最早能上推到1828 年傳教士馬禮遜的《土話字彙》（但當然這並非指粵語只有二百年歷史）。參張洪年：〈粵語上溯二百年：馬禮遜1815年的語音記錄〉，載丁邦新、張洪年、鄧思穎、錢志安（主編）：《漢語研究的新貌：方言、語法與文獻》（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319-348。另可參姚達兌：〈《聖經》的粵語翻譯與粵語文學〉，《中國社會科學網》（2018年8月14日）。Continue reading “誰主Chinese——中文／國（華）語／中國語文／中國（華）文化／中國人／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