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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刊《新亞生活月刊》（2021.09.15）：http://publications.na.cuhk.edu.hk/highlights/4041。下文為最新版 筆者在上次專欄述及牛津書院制對本科生在學業及生活方面有較大影響，而對研究生的影響主要在於生活層面，學術層面的影響相當薄弱。前文講述牛津書院要比中大書院獨立得多，其中一面即在其擁有自治領地。而此自治領地特色亦造就牛津書院制與中大相當不同，亦對不同書院學生的經歷產生截然不同影響。 書院自治領地 牛津大學本身並無嚴格意義的校園（campus）。意思是，一般將大學中央（大部指學系、圖書館及行政機關）及書院所擁土地算作牛津大學一部分，但這些零零碎碎的土地卻又不可如世上其他大學般簡單籠統理解成「都是大學校園一部分」。牛津與中大（及其他「非獨立書院制」大學）最大分別是，第一，中央、書院、其他團體所擁土地星散牛津市（乃至英國）各處，各不「相連」；第二，這是個重視私有產權的國度。就算是緊密「相連」的土地，一旦隸屬不同團體，亦必高牆重門，絕難相通。換言之，就算在廣義上都屬「牛津大學」，很多時候也不可以「不要分得那麼細」，因為土地擁有權及管轄權都屬各團體自己擁有，不可輕犯。在牛津走走，不難發現到處豎立的物業告示牌，其目的就是要警告「外」人（在牛津大學，只要你屬於不同書院／學系便算是外人）此地界屬某某團體所有，請勿擅闖。若某些地方慷慨開放，亦例必以該團體標記明確告知，此乃某某之地，向公眾（即外人）於某時段開放，使你如沐其恩。此中有一趣聞。昔日牛津行宵禁（晚上十時），大學管理員可向隨街留連的學生罰款。坤寧書院（The Queen’s College）外有數級大梯正對高街（High Street），雖處大門以外，卻屬書院領地。故有傳昔年學生晚遊未歸發現巡邏員時即飛奔至梯上暫避，因巡邏員無法擅闖書院領地。 筆者昔年來英旅遊以至入學，最「難搞」的一點是幾乎無法找到校旗或校徽等合照，不像香港諸校多有巨型校徽等地標式地方，更不似中、美諸校或校名、校徽處處，或旗海飄揚。另外牛津向來是大家幾乎不穿戴校徽／校名衣飾，頂多穿戴書院／社團／校隊徽章衣飾，但其比例與美國乃至中大相比，仍是九牛一毛。據英國朋友戲言，英人如其島國天氣陰沉內斂、韜光養晦，不似大美小兒愛大剌剌把校徽校名四處拋擲，深恐人所不知。但最有趣的是，英人雖溫厚內斂，校旗、院旗亦難一見，正正與此相對，因土地私有權之故，卻在不同建築、花園、草坪、運動場、以至森林等地方隨時可見帶著小小徽章的告示板。 以有名儼屬牛津象徵的圓頂圖書館溫氏書室（Radcliffe Camera）[2]為例，附近雖為圖書館（旁邊即為博禮仁書樓（Bodleian Library）[3]總館）、大學行政樓及書院（如上所言，書院幾乎總是四面皆壁，與世隔絕）所拱衛環繞，但不足百米開外已是各種私人酒吧、餐廳、商店。連毗鄰溫氏書室的大學聖母教堂亦非大學資產，歸英國國教會（聖公會）所有。此亦可見牛津乃公共地區與校園建築鱗次櫛比，不似中大自據一方。雖然聽聞牛津市好些土地是大學或書院資產，但事實上書院與市府確然犬牙雜錯、唇齒相依，而鎮校關係（town and gown）亦素為話題。[4]史有明載，牛津師生因鎮校衝突而遷至劍橋，並於彼地建立今劍橋大學。[5] 筆者以谷歌地圖測量，單計直線距離，牛津相距最遠的書院[6]有三公里之遙——此是單計書院本部地址，若計算教研單位或校方物業散佈則必寬廣得多——中間是無數車路、店舖、市民、河川、自然百物。再者，各書院佔地大小、建築數目、住宿政策又各不相同，又有不少書院擁有衛星住宿群。書院一般在生活上會較照顧本科學生，但就連本科生也極少有三年均住書院本部，大多散居市內。可以想見，隸屬不同書院的學子，一開大門即入塵世。單單計及其居住鄰舍、上下課經歷及交遊，各院自是絕然大異。至於牛津各食堂、書院活動、學生團體，則更是另一話題。順帶一提，牛津書院自治的其中一種體現是，若非受邀，不可擅闖其他書院食堂用膳。縱偶因特別原因或極少數書院長期開放食堂予外賓，外賓也要付較高昂飯款。凡此種種，與中大自身（而非書院）自據山頭不通於世絕難可比。難忘昔居新亞知行樓，春深花開、朝霧晚霞。時而霧鎖山頭，可見不及百步，出門僅見天圓地方鐘輪廓；時而雷聲大作，遠隔吐露八仙，細觀天公電火。或偕友閒行小聚，或深匿錢穆圖書館，汽車火車俱不可聞，遙望鞍山煙雨，真不知人間何世。如斯情景，在牛津則與英式生活融合，而非單單是校園經歷。 反觀中大，筆者以今馬料水校園最南商學院所在鄭裕彤樓、最北羅桂祥綜合生物醫學大樓為測量點，距離尚不足兩公里，剛好覆蓋中大絕大部分地方，而中間幾乎所有土地均屬大學範圍，員生基本可自由往來。書院之間無牆壁或圍欄，大學校園則因自然環境與外間隔絕。如此對照，可知縱不計及獨特的上課、住宿、食堂及學生活動諸經歷，牛津諸院間之差異就如香港不同院校間之差異一樣明顯，亦由此產生強烈得多的書院歸屬感。此歸屬感不需營造，單就其天然自治形式已足造就。相對而言，牛津人對大學本身多是認同感而非歸屬感。 兩種制度：集權與自治 比較中大與牛津，可以看見兩種不同的書院制度：集權與自治。這只是個大致區分。中大書院當然各有治權，而牛津書院在學術與研究方面也唯中央是重。但總體來說，牛津書院的自治權力要大得多。[7]哪種制度比較優秀，當然不可一概而論，但正因世界如此多元，我們才有學習參考的意義與價值。筆者想起昔年初入中大，不管是校方所言或是其他資料所述，多言中大實行書院聯邦制；到後來慢慢再深入翻閱校史，方知書院制度屢經變折，已非昔日模樣。[8]在這巨變世代，不知中大在自身的歷史中又會否有所學習、日新又新？ 綜觀中國書法史，最有名的作品或屬王羲之《蘭亭集序》（正巧《新亞生活》2021年3-4月號刊出陳志誠師兄文章談王羲之作品，值得一讀），獲譽為天下第一行書，舉世無雙，其名之著可與唐詩中之李白〈靜夜思〉相匹。特別值得留意的是，《蘭亭集序》約於公元三世紀中期（東晉）所書，真跡據傳已在六世紀中期（唐）消失，而現存名滿天下的《蘭亭集序》五大摹本亦約在消失期前後相繼出現。最有趣者，這些摹本不但無損、反而進一步確立《蘭亭集序》那至高無上的地位，綿延逾千年至今。我想，我們的書院制度比《蘭亭集序》幸運，因為我們尚能看到牛津、劍橋如何傳承及改良他們的獨立書院制度，而中大亦曾有獨立書院、書院聯邦時代。若前者是真跡、我們是摹本，那會不會我們也可以嘗試既發揚摹本的價值、也參照真跡的優秀？ 古代中國文化在近代受的苦難真可謂前所未見，可幸我們尚有新亞，傳續那綿長久遠的理想，讓理想在心中、腦中、夢中繼續生根。若新亞是古代中國的摹本、若中大是書院制的摹本，願我們能如《蘭亭集序》五大摹本一樣，使真跡以另一形式流傳下去，並發揚光大。 二○二一年五月十五日初稿 八月十日定稿 於英國牛津介立山房 [1] 拙文〈大學與書院自治〉（《新亞生活》2021年5月刊）與本文並承牛津學友賜正。除上文申謝諸名，本文另蒙嚴晧銘先生（Alexander Yen）通讀並厚賚重要書目、史實並趣聞，謹此拜謝。 [2] Radcliffe Camera由牛津校友John Radcliffe所立。Radcliffe為其姓，筆者譯為「溫」。Camera乃拉丁文，解「房間」，而Radcliffe Camera自始即設計為藏書室之用，直到如今。綜上兩義，譯為「書室」，亦與下文譯圖書館為「書樓」相對。 [3] 此館另有一中文名廣為人知：飽蠹樓，出校友錢鍾書先生手筆。中文意涵甚善，然其音節對應則嫌怪異。考蠹音當故／都故切，今音聲母查「漢語多功能字庫」收粵、官、吳、湘、閩、客語全讀不送氣舌尖塞音（d）。而bodleian音似應以bod/lei/an界分，錢氏譯法似將d屬下讀，未詳何據。錢先生飽學中西，人文、語言素養獨步天下，筆者萬不敢貿然質疑，只好略為己譯辯解。「博禮仁」顯然對應英文三音節，而意涵對中大諸君應毫不陌生：《論語．雍也／顏淵》：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亦中大校訓「博文約禮」所本。至於譯為圖書館名，則博文也者，讀書之謂；約禮也者，館規之謂；體仁也者，踐行之謂。昔Bodleian Library讀者必須宣讀入館誓辭（oath），今已為手簽合約替代。博禮仁書樓對此頗引以自豪，除仍保留口頭宣誓傳統外，商店亦出售各種以誓辭為主題之紀念品。 [4] 1355年，牛津發生St Scholastica Day鎮校衝突亂事，各有死傷。時任英王袒護大學，責令市方罰款、監禁等，每年且須向牛津大學繳納每一校方死者一便士的贖罪款。此款持續數世紀至1825年方止。 [5] 可參劍橋大學官方校史：https://www.cam.ac.uk/about-the-university/history/early-records。 [6] 測量的是聖士提反學館（St Stephen’s House）與胡兒書院（Wolfson College）。 [7] 關於牛津大學歷史及書院制度，較近期的整理可參：Gillian Rosemary Evans,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A New HistoryContinue reading “大學與書院領地[1]”

全文刊《新亞生活月刊》（2021.05.15）：http://publications.na.cuhk.edu.hk/highlights/3345。下文為最新版 書院制大學 書院制大學之始可遠溯十一世紀今巴黎大學。後影響牛津大學，亦在教學活動興起後逾百年逐漸建立修院學堂（monastic hall）、學術學堂（academic hall）及書院（college）。[2]前兩者已消亡，今僅存書院。以年代計，牛津堪稱書院制始祖。[3]香港中文大學亦行書院制，形式上與牛津（及劍橋。本文所說牛津書院制度與劍橋相當接近）頗有相類處。三人行必有我師，或堪參考。[4] 順帶一提，「college」一詞多譯「學院」，筆者不取。「學院」一詞身兼多職，極易混淆。綜觀西方專名中譯，「college」、「faculty」，以及「institute」、「school」，咸譯「學院」。一名而兼四事，可謂千斤擔子兩肩挑。同名兼事未嘗不可，然四事往往同時同地同校互見，混亂何極。參考中大，我新亞書院定名有因，因上溯宋明書院。而中大創校時聯邦友院聯合、此後中大諸院亦咸稱書院，惟崇基學院有別。中大後來創建諸院，定名細節雖難確知，然亦可想見主事諸員亦或慮及「學院」一詞早為「faculty」佔用，再添「college」為「學院」恐徒生事端。無以，亦有取巧之法：或可含混地譯為「院」，稍避爭執。 與中大不一樣的是，牛津書院要獨立得多。書院有一定程度的收生自主權、財政獨立、各設管治委員會，以至因不同歷史背景，不同書院對自身一院之長各有不同稱謂。[5]因此每個書院儼如自治領。單論學生體驗，與中大相類者，影響大部在於宿舍與食堂；而與中大有根本差異的，則屬本科收生面試及導修（tutorial）制度。 本科收生面試 牛津書院制對研究生的影響主要在於生活層面，將另文講述。大學政策是研究生教育由學系全權負責，書院只差派一位研究範疇相近（所謂「相近」定義頗富創意）的教員充任生活諮詢及仲裁調停角色。[6]至於本科方面，相比中大書院，牛津書院對收生的影響力較大。牛津與中大不同的是，牛津書院面試屬收生考核必備一環。在公開試成績完全公佈前，部分考生便會獲邀面試。而為免「一試定生死」，獲邀考生大多會獲最少兩所書院的面試機會，[7]故每次考核由一日至數日不等。 牛津本科收生面試同時滿足兩個目的：一是測試考生的學科能力，二是分配書院。但說到書院分配準則，牛津不似中大大致有跡可尋，背後是無人能說清（一如所有獲稱為「傳統」之事）的理由，但大抵是各書院與考生互相有一定選擇自由，面試獲考官青睞其學術能力而暫不予書院錄取的考生會獲其他書院考慮，最終有機會取得大學錄取資格而分配入從未面試的書院。總之耳聞目見，書院選擇、最終歸屬，以至能否獲取錄，與公開試、面試表現、所謂書院氣性等等關係相當複雜。而研究生亦有所屬書院，分配形式則更是另一複雜且神秘學問。 導修制度 至於本科生導修制度，則屬牛津引以為傲的賣點。與香港不同的是，牛津研究生基本上不用兼課（因為香港研究生行的是政府助學金制度），所有教師都屬於大學正式聘用的員工，因此在教學任務上一視同仁，不按職銜或職系區分，一切按學系及負責教授的編排而定。例如就漢學系而言，筆者及其他研究生就曾兼本由教授任教的大課，在中大則是聞所未聞。 牛津相當倚重小班導修，課上以小組討論為主，師生比例相當低（一般二至三位學生），故此導師對學生可有較密切關注。因學生程度不同、背景各異，又或有特殊需要，筆者亦曾親自及見證其他教師提供一對一教導。 導修大多按所屬書院編配員生組合及時間。如上所言，導修班亦可能由不同職級的教員負責，並無定則。因牛津員生絕大多數都有書院歸屬，導修組合及時間便各按所屬書院編配。筆者也曾聽聞因按書院編配導修，教員間的導修差異亦會對學生考核表現有一定影響。雖然，像漢學系如此之小則不會按書院編排，故筆者任教一班導修，便已兼七院之職。順帶一提，因牛津書院確然自治，筆者便需到不同書院逐間確認所持簽證、教學時數、出糧安排等等——若非疫情故，需親自攜證件正本到逐間書院辦公室面見確認——然後教學過後再逐間書院確認教學時數及人數、收糧單、周旋在書院與政府之間跟進出糧及課稅事宜……有言牛劍乃行政夢魘，恐非大言。 總之，牛津書院相對中大書院而言要獨立得多，幾乎是各自獨立的團體。筆者會另文再述牛津書院自治的不同方面。 二○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於英國牛津介立山房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