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3.21, A Day of No Significance[1]

全文刊樊善標、陳燕遐、馬輝洪(主編):《二十一世紀中大的一日》(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2015年)。下文為最新版 天空灰沉沉的。下了火車,[2] 準備迎接今天的兩堂共六節課。 今天這課,是整個學期當中難得較受學生歡迎的「春日郊遊」。我們約好了在「斷橋」相見。[3] 說實話,沒多少學生喜歡上我這個必修的中文課程的。原因卻斷不是咱家中文大學的學生蔑視中文,也犯不著祭出「一代不如一代」之類的話壓死這些師弟師妹。原因再也簡單不過:世上沒有多少人喜歡被迫做事。雖把集合時間定得比上課時間晚半小時了,結果不出所料,例遲的例遲。這就應驗了我在課上的話,說:「八半所以遲到是最沒道理的辯解。遲到是一種習慣,一旦養成了,我給你改到十半、兩半、六半、晚上八半,你也得遲。」可幸,出席的人也不少。 說是九時,其實要等二號校巴,九時十五分我們才正式離開大學站廣場。郊遊首站是新亞,走到「天鈞獨照」的圓形廣場,[4] 正式開始以「郊遊」包裝的「中大文學散步體驗」課,今天週四,是我這個禮拜的第四次(下午便是第五次)。照樣,跟大家打個招呼便開始。七、八個月前,我一直憂慮:同樣或相近的課程內容,可能得在每個禮拜重覆演說好幾次,怎樣保持第一班的教學質量與第五班的不至相差太遠?會不會第一班講得興起,到第五班已是強弩之末?或相反,第一次演說時不知大家反應如何,蒙混過關,到第五次時方有最佳的教果效果?開學前後,常跟幾位跟我同樣是初入教職的同事聊起,[5] 我的思緒總會不期然飄到希臘神話人物西西弗斯(Sisyphus)身上,暗自莞爾。 上午班的同學挺幸運的,是有下過幾滴小雨,卻無礙行程。週二下午那班的同學可沒這種福氣,大雨腰斬了。當然,這課的同學不會曉得週二的同學有多狼狽;而那群學生也無法得知一課完整的「中大文學散步體驗」是長甚麼樣子。只有我是他們的公因數(common factor)。生命中有太多的事情是我們無法完全知曉的,這就如我們無法完整的瞭解一個人,縱使你跟他日夜生活,你也不可能百分百瞭解他的每個方面。要是,我沒有為人師表,也無法體會當年老師的思想,不會曉得:原來課堂是需要設計的,要有張有馳;原來站在講臺上,學生的反應一目瞭然;原來你無心戲言的幾句笑話,是有聽者真誠的把它看作珍貴的知識的。養兒方知父母恩,事非經過不知難,說的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 午飯小休,天空仍是灰沉沉的。總結本學期四班的反應,思考一下最後一班的特點,籌算需要微調的地方。這年教學,說實話,所學的比所教的要多得多。除了各種已淡忘──甚或是不曾在意──的語文知識,還走了無數趟與人對話的心靈之旅。這眾多旅程當中,最重要的,竟是跟過去的自己對話的旅程。我常說,為師者要時刻緊記自己昔日當學生時的心態,一旦忘記,必然無法備好一課。這天郊遊,正好充當過去的我的一個總結。因為,那些關於中文大學的書寫,以至是四書院的院歌、院訓、院徽,早在入讀中大以先,我便曾經反覆閱讀它們來企盼大學生活,曾經把它們當成寂寞生活的調劑。如今,它們已成了案頭的教材、簡報裡的篇章、學生手上的讀物。重遇故人,仿似翻揀舊照,撿拾一地狼藉的黑白的瓜子殼。[6] 後來,如願進了中大。再後來,當了研究生、宿舍導師、研究助理。再如今,轉任教學,大學很多地方都有我的足跡──我甚至還偷偷攀上過新亞水塔的塔頂。[7] 這天,這學期最後一次帶領學生遊覽中大,其實是把一部分過去的自己跟現在的他們分享,尋找中間的互動、對話。 這是我本學年最後一次以教導者身份踏上百萬大道。百萬大道一向是中文大學最好的地標,幾位老師都有選讀王良和先生的〈百萬大道〉,似乎他的書寫就是最佳的參考對象。雖是如此,就是用同一份教材,從沒有兩個老師的教學模式是一模一樣的,也不可能。我們都有屬於自己的風格,都踏著自己的步調,都走上不同的道路。道理就像同一條百萬大道、同樣的大學三年(現在是四年了),大家的觀感也必然千差萬別,彼此的百萬大道都不一致,畢竟校園風景,人人記取不同。[8] 再者,樓房會更變、花樹會凋零、人事會代謝,這條百萬大道也許人聲鼎沸,也許寂寞無人,也許陽光普照,也許大雨滂沱。這些學生有大學首年的,也有已到五年級行將畢業的,祈願每一位也找到屬於自己的百萬大道,也願意──而不是交功課式被迫的──以各種方式表達自己對這個世界的觀察與體會,不論陰晴圓缺。 過了差不多整個學年才發現,原來學期初我是過慮了。同樣的內容在不同的班別重覆演說,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重覆,在你與不同班別、學生互動後,你們會互相影響,日新又新,每次都是一個新的人在講臺上講說。老師與學生,是在經歷一場互為因果的教學旅程。要是單純的重覆,說實話大學校方搞幾個補習社的錄像班(video class)不就結了,犯不著浪費金錢浪費時間浪費生命。再者,此正恰如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所言:「我們重覆的行為成就了我們。因此,卓越並非行動,而是習慣。」(We are what we repeatedly do. Excellence therefore is not an act, but a habit.) 每次「郊遊」,總愛問他們:為甚麼選這個學系?是第一選擇(事實上及心理上的)嗎?進來以後,有後悔嗎?他們有的當然矢志不悔,但也有不少歷經周折、轉系失敗、艱苦奮鬥的故事。很多時候,他們的經歷及反思讓我覺得自己太稚嫩了,自己才是學生。這些經歷都讓我覺得,教學畢竟是快樂的,誠如孟子所言。雖然,學生常常「埋頭苦幹」(Whatsapp之類的),常常希望「頹過」,常常抱怨「八半太早,十一半冇飯食,兩半飯氣攻心」。但是,生命確然是大自然最無私的饋贈,而育人就是接收與享受這份饋贈的最佳方式。課堂可以看見這些生命的智慧,而每一篇交上來的文章、聊天時所說的一切話,就讓我看見生命的悸動。 一天的課完結了,匆匆又回到火車站。拋下大而熱鬧的大學在後頭,獨個入閘。每次熱熱鬧鬧的在大學上課、搞活動、遊戲、教學以後,回到大學站,總能提醒我,我們大都孤家寡人來到大學,又孑然一身離開,彼此都是寂寞慣了的人,[9] 在廣播聲中飄來,又在入閘機聲中飄去。[10] 其實人生這課堂嘛,不外是一場又一場lost & found的遊戲,重重覆覆,沒有終點的。[11] 我見證過無數否認命運的人,極力尋索那他們深信是失散了的靈魂伴侶,然而,尋覓道上,卻不斷撕碎、丟棄自己的個性。這究竟是「尋找」?還是「丟失」?我覺得,人生就是一臺巨大的旋轉木馬,我們兜兜轉轉,終究還是要回到起點。不過,不管怎樣,要數整個中文大學我最愛的地方,卻是這個嚴格來說不屬於中大的大學站。眼裡望著鐵軌,耳中聽著鐵輪與廣播的聲音,心思便會沿著火車軌伸展蔓延。我當然沒有、也無法充分體會余光中先生筆下的家國鄉愁、羈旅之思,我的想像不過是一個──也可能是每一個──中大學生的想像:想像下課後、週末時「出城」的各種吃喝玩樂,想像下課後見見朋友、見見心愛的另一半,以至想像畢業後離開大學,到社會、到世界各處闖蕩。在大學遇見的大家,因火車站而聚,你來自天水圍他來自將軍澳她來自荃灣我來自沙田;亦因火車站而散,你北上回大埔他過海去銅鑼灣她越站而過回馬宿我約了朋友過大圍。一切的快樂與哀愁,都因之而延伸。多少感情因火車軌而連接聚合,多少感情褪減後也隨火車軌而遠去離散。火車是「因為」,也是「所以」,是文首,也是總結。 天空灰沉沉的。踏上火車,回家去。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週四) 於香港中文大學馮景禧樓G13室 化用黃仁宇名作《萬曆十五年》之英文名稱:「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有指此亦與英國大文豪王爾德(Oscar Wilde)所創劇名A Woman ofContinue reading “2013.03.21, A Day of No Significance[1]”

忠孝美德與現代生活

全文刊蓬瀛仙館(編):《忠孝美德與現代生活:徵文比賽作品集》(香港:中華書局,2004年)。獲優異獎(高中組)。下文為最新版 何謂忠?何謂孝?兩者與現代生活又有甚麼關係?這些傳統理念在今日看來,是不是已經過時了?作為一個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我們還有需要將忠、孝等的傳統美德在今日保存嗎?這些問題,真值得每一個現代(或說是後現代)的中國人好好想一想。 所謂忠,我們一般首先會想到「忠臣」,其實忠的本義是為人作事時盡己本分的意思。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曾子亦說:「吾曰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臣之事君實際上也是替人作事,因此「忠臣」本身是就「盡己本分」此行為作進一步論述時說的。「忠」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必須先對「忠」的對象有應盡的責任,如果沒有此一責任而對別人「盡忠」的話,那是「義」。馮友蘭先生曾經說過:「有為君死難殉節之責而死難殉節者謂之忠;無為君死難殉節之責而死難殉節者謂之義」,這是就「忠臣」與「義民」的分別說的。怎樣才算是「為人謀而忠」呢?簡單來說,接受了別人的請託,切切實實地去辦,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內,給予對方最佳的結果。可是,這個「最佳結果」須是就事情的本身而言的,必須合乎中道。「過」與「不及」俱不是「忠」。舉一個例子說明:建築工人接受了請託,要建一座住宅大厦供一般市民居住。工人突然心血來潮,額外為每一個單位加了一個陽台、添了兩個窗花。表面看來,這不是比建一般的住宅大厦更好嗎?建築工人不是「更忠」嗎?這是屬於「過」的表現,因為建築工人的決定,也許承建商要承擔更昻貴的建築費用,也許會使得小市民因能力不足以承擔而放棄購買。反之,如果工人偷工減料,建一些「豆腐渣」樓宇,長遠也會影響承建商的聲譽,亦危及住客的性命安全。這是屬於「不及」的表現。可見,「忠」必須持守中道。 所謂孝,從學理上定義,就是對父母「盡忠」,《孝經》說:「夫孝,始於事親」。古代「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因為惟有一個人可以對他的父母「盡忠」,才可以要求他對直系親屬以外的人「盡忠」。反之,一個人若對其父母養之教之的恩惠尚且不知圖報,甚麼時候才可以教他對君上盡忠?忠的對象是別人,就是「我以外的人」,而孝的對象則是父母。兩者所表現出來的道德意識相仿,而對象則不同。「孝」是要求先有內心的敬,進而有外在的行為的。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如果我們只懂得「供養」父母而無內心的敬,則與豢養畜牲有甚麼分別?可見,跟「忠」一樣,孝也是「過猶不及」的,偏激的孝等於是「愚孝」。舉例言之,順從父母是孝的一種,盲目順從則不一定是孝。孟子曰:「不孝有三」,趙岐注曰:「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意指對於至親的說話不加判斷而盲從,不但不是孝的一種,更是不孝的行為。 在現代生活之中,我們如何可以將忠、孝美德實踐出來,達致「善人心」?首先,我們必須對兩者有一個比較全面而概括的認識,惟此方可以行出真正的忠、孝。所謂「知行合一」,若然對兩者的定義拿捏不準,只會造成反效果。正如在近代以來備受批評的愚孝,那些相信「天下無不是之父母」、「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等的人,便是當中的表表者。要對忠、孝有所認識,得先從知識基礎上著手。從古代的文本當中,我們已經可以發現不少對於兩者的詮釋。究竟這些東西對於現代人還有甚麼意義?這個可以加以討論,以深化我們對忠、孝的理解。例如《禮記‧祭義》云:「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這個定義是否還適於現代社會?如若已經過時,有甚麼更好的做法可以代替?又如是否正如《孝經》所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就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揚名聲於後世,以顯父母」就是「孝之終」?透過理性的分析,可以使我們先對忠、孝有正確的觀念。要認識忠、孝,其次可從實際生活(不分古、今)的例子引導我們思考兩者在大原則底下的權變之道。例如《二十四孝》中晉人王祥的卧冰求鯉,違背了「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原則,卻成全了孝之真義。《後漢書》記載遼西太守趙苞與鮮卑人作戰,鮮卑人在偶爾的機會下俘虜了趙苞的母親及妻子,以此要脅趙苞棄守,苞只能哭著遙對其母說:「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趙苞選擇了進攻,退賊後,知其妻、母已遇害,將兩人殮葬以後,苞嘔血而死。在這樣的情形下,趙苞好像是選擇了忠而放棄了孝,這樣的選擇對嗎?有更好的解決辦法嗎?北宋程伊川便提出了以下的觀點:在此情形下,苞應馬上辭去太守之職,將職權委與他人,然後苞以個人的名義,往救其母。然而,如此又衍生另外一些問題:苞突然離職,使得漢軍「臨陣換將」,有可能導致漢軍戰敗,苞成為禍首,是為「不忠」;原來鮮卑脅持苞之妻母為的是迫苞棄守,現在苞離職,等於是自動放棄了「談判籌碼」,有可能會因此救不了妻母,是為「不孝」。諸如此類的問題,都可以深化我們對忠、孝美德的認知。 其次,我們須立定行忠、孝的志向,堅定不移去行。子曰:「君子立恆志」,又曰:「力行近乎仁」,認知以後便是實踐的功夫,之前所學過的基本原則、討論過的通權達變,都有可能在我們躬行實踐時有所改變。惟有在實際的應用當中,我們所學的才會成為我們的一部分,而忠、孝美德才是真正的在現代生活當中呼吸。 沒有忠,基於人有惰性,我們行事為人很可能會得過且過,辜負別人的期望、浪費自己的生命。沒有孝,我們對於教我養我的至親可能不懂得尊敬,只認為「養」便是「報親恩」的全部內容。縱然在現代社會當中,忠、孝似不多被人提及,但只要我們對之珍之重之,兩者還是不減其存在意義與社會功用。